前些日子正在各电视台热播的电视剧《红旗谱》，人们恐怕很难忘记“梁斌”这个名字。上世纪50年代，他以一曲《红旗谱》震动了文坛，时至今日，梁斌与他的《红旗谱》依然在人们的心坎里真真切切，因为那曲感喟了几代人的“红色经典”，因为那个血气方刚的“朱老忠”，还因为“红旗”背后那些生动的故事和那个生动的“梁斌”。

悲悼民族痛一慨红旗生

梁斌1914年出生于河北省保定蠡县梁庄，11岁离开家乡就读县立高小，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走上革命道路。15岁考入保定二师，那年那场著名的“二师学潮”成为梁斌职业革命者的“洗礼”，也为二十年后写《红旗谱》酿下“心种”。

1932年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保定二师学生宣传抗日活动更为踊跃。国民党当局7月6日清晨，突下毒手，冲入学校向学生开枪。最终12名党员、1名团员惨遭杀害，40名学生被捕，史称“七·六”惨案。梁斌当年是二师新制第十二班的学生，学潮不久，他得了一场重伤寒，这场病使他幸免于难。

“七·六”惨案让梁斌英雄长扼、恸哭如歌。梁斌曾说：“自入团以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一棵荆棘。二师‘七·六’惨案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二棵荆棘。‘高蠡暴动’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三棵荆棘。自此以后，我下定决心，挥动笔杆做刀枪。含着一生的辛酸同敌人战斗！”

梁斌从1935年开始酝酿《红旗谱》，壮志一酬二十载。头十年中，梁斌写了大量文章，这是梁斌文学的成长期和《红旗谱》的准备期。为了锻造《红旗谱》的民族风格，梁斌阅读了大量古典文学名著，同时，梁斌特别信奉创作源于生活、忠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他立下一个心愿：“要长期到生活中去，要写出有分量的作品，不到黄河不死心。”

梁斌真的就到了黄河。他随军南下，从束鹿到衡水、到石家庄、到邯郸、到孟津、摆渡黄河，开辟新区，参加、领导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战斗了一路，采访了一路，记录了一路，收获了一路。梁斌随身带着个小本子，将百姓的故事一一记录下来，有些后来都写进了《红旗谱》。梁斌还特别注重记录老百姓的说话方式。

平地一惊雷燕赵风骨凸生

1953年，中央下达干部修养条令，这恰是《红旗谱》运筹20年后的“东风”。同年6月，梁斌在北京碧云寺正式开笔《红旗谱》，一年后完成《红旗谱》第一部初稿。

梁斌的创作状态异乎寻常，他完全沉醉在《红旗谱》中，不谙生活世事，每天俯案疾书十多个小时。

散帼英回忆丈夫创作《红旗谱》的那段日子时动情地说：“他就像傻了一样，送饭就吃，不送就饿着。不跟人说话，别人说话也不听，但谈起《红旗谱》中的人物时，他马上就眉飞色舞起来。写作之后，他脑子仍处在亢奋状态静不下来，除了失眠还是失眠。”

梁斌的创作环境非常艰苦，特别是在武汉。夏天，武汉黏稠的空气令人燥热，梁斌写作的地方根本没有避暑降温的设施，低头写作，汗滴常会打湿稿纸。为此，梁斌想出了一个“湿被单降温法”。他把被单沾上凉水，挂在屋中，再打一盆冷水，泡上一块毛巾，实在热了，就用冷毛巾擦头、擦洗身上；还热，索性把冷水盆搁到桌下，把两脚放在凉水里。

梁斌的一生最稀罕的莫过于他的手稿，一块紫花小布的包袱皮，包着他的文字，也包着他的“使命”。

1976年唐山大地震，当人们纷纷逃跑的时候，梁斌却冲向书房，一手支撑着摇晃的书柜，另一只手去摸他的小包袱。“我的手稿！我的手稿！”他不顾一切地喊着，将手稿紧紧搂在怀中，当时书柜里还有他多年收藏的近300幅珍贵名画，但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惟有手稿。

终于，梁斌共计120万字的《红旗谱》三部曲长篇画卷，即《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问鼎文坛。有如平地一惊雷，一曲反映农民觉醒从自发到自觉革命的豪迈战歌在时代的心坎里奏响了，“朱老忠”这一鲜活的人物形象也成了记录历史奋争的缩写和象征血气方刚、百折不挠之英雄气节的丰碑。

丹心吐朱墨肝胆著华章

如果说历史锻造了《红旗谱》的血肉，那么梁斌就是其点睛的灵魂。《红旗谱》渗透着梁斌的爱恨与性格，梁斌的爱恨与性格也是支撑《红旗谱》的骨骼。

为写《红旗谱》，梁斌曾“三辞官”：第一次是辞新武汉日报社长之职；第二次是辞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支部书记之职；第三次是辞天津市副市长之位。梁斌辞官的初衷只有一句话：不写好《红旗谱》，无颜见江东父老！

梁斌的脾气的确很倔，倔得硬气、刚烈。“文革”期间，他被造反派批斗。有人问他《红旗谱》是不是大毒草，是不是“王明左倾”路线。梁斌坚决回答：不是。坚决不承认、不写检查。散帼英讲，一次，有个造反派叫他站在高凳上，一脚揣倒凳子，将他重重摔在水泥地上，问他承不承认，梁斌爬起来依然坚决回答：不是。

但梁斌也倔得善良。有位抗战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的遗孀生活比较困难，有关部门来家说“老同志去世了，以后不会常来了”。老太太找到梁斌痛哭流涕。梁斌一听，火了，马上把那个部门负责人叫到家里一顿质询，事情很快便解决了。梁斌写了《红旗谱》，《红旗谱》中也“写着”梁斌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