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与命运
                         ------访陈永川教授（二）

刘广起：我在天津商学院斗胆开了一个讲座，内容是关于走向成功之路的话题，没有成功的人物却侈谈成功，似乎缺乏说服力，但是，出乎意料地引起各系各专业大学生的关注。由此可见，关于成功的话题是青年们的热门话题。下面请你谈谈什么是成功？成功的条件是什么，以及如何走向成功？

陈永川：成功，我觉得，当你的目标实现了，差不多就是成功了。以前我的目标是到城里当个工人，这个目标实现了，那么这就是成功。后来我的目标是考大学，我这个人不会考试，结果考上了四川大学，我觉得这很好，是一种成功。成功就是自己设置的合理目标的实现。考北京大学没考上，考上了四川大学，就认为是不成功，这不利于个人的发展。

我认为，人应当做个平凡的人，但要做不平凡的事，这不平凡的事不是不现实的事。一定要做平凡的人。有的人就是要荣华富贵、飞黄腾达、出人头地，这是片面的， 这个理解是不对的。你干什么事情，做好了， 就是成功了。

成功也是积累起来的。有的人把成功与出风头相提并论，这是一种谬误。

刘广起：在这个问题上，我想与你探讨，我有个观点，成功不是个人心理感觉，而是社会的肯定。

陈永川：这样就没办法追求了。因为可能有人定义我为成功，有人定义我为不成功，所以我只能说我自己觉得差不多。

刘广起：你这是从激励机制的角度来界定的。

陈永川：我同意你的看法，是社会定价，你不能说你成功就成功了，你也不能说你不成功，人家却非说你成功了，不成功也不行啊。

刘广起：中国有个成语叫做“以成败论英雄”。这个“成”是社会定价，这个“败”是社会定位。不是心理感觉，不能说你心理感知你是个英雄就是个英雄， 英雄还是社会定价的。

另外，由社会定价观引发出的另一个思考：如果一个人在事业上成功了，结果仍然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那么这种成功是否带有某种可悲性。这就是所谓社会定价与社会回报的问题。

陈永川：我不贪什么，但我并不希望还为一日三餐而烦恼。但还有许多人还为生计而烦恼。中国现在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我相信将来进一步发展的结果，那些有成就的人生活不会成问题。

在美国有叫做中产阶级的，这是美国的一个结构，是美国真正强大的一个基本因素。做医生的，做教授的，做秘书的，做职员的都过得很好。所以美国的打工族层次很高，受的教育很高，待遇也很高，他们就决不仅仅是打工者了。美国的阶级构成，两头小中间大，符合社会发展趋势。

刘广起：美国学者提出过一个概念，不论是物质财富或者是家庭幸福，每一件美好事物的80%，都是为20%或更少的人所拥有，即使将全国财产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人，不出几年，这些财富仍会回复到原先的定律。

陈永川：社会不均衡是绝对的，我觉得出路还是促使广大中产阶级的崛起和强大，让社会的不均衡成为公众可以接受的差异。

刘广起：中国是个官本位社会，以官阶作为社会总价值体系，三百六十行第一等公民就是官阶层。同期毕业生，凡是当了官的，就是处境最好的，不是当官的，尽管学业上有所成就，也是相形见拙。

张锦：现在这种情况有所改变，深圳高科技领域有贡献的专家，可以获得高额奖金，年薪十几万元人民币。

刘广起： 但这并未根本改变官本位体制，只是某种补充或点缀。

陈永川：这没有办法，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官都要处在社会结构的关键地位。有人对我讲，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可以解聘任何一位系主任，系主任也可以解聘任何一名教师，这是不是官本位？我见到美国能源部一位官员，因为与美国副总统的一个观点“过不去”，马上就被解雇了，立刻成了平头百姓。

刘广起：看来只要有国家这个体制存在，官永远就是本位的。

陈永川：美国也是一样，我们那个实验室，当官就可以提工资，只要当三年就不降了。因为都是当官的自己定的。当官的提工资幅度也比较大。我想不仅人类如此，动物界恐怕也如此。

中国的官本位，我想并不影响你去做事情。1995年初，我与国外的一个朋友在国内考察信息产业，当时他对我说：“在中国没有容易的事情，但是没有办不到的事情。”他还说：“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中国这样多的机会。” 这是很有趣的现象，旁观者看到了机会，当事者只盯着官。

刘广起：现在的博士正处在物以稀为贵的历史阶段，将来博士成了堆，就不会再享有这么多的荣宠了吧。

陈永川：我想这不会很远了吧。譬如说我，今年红，明年红，不会永远红下去。中国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需要什么，你就能拿到什么。现在需要硕士，他们马上就能拿到硕士，将来硕士不行了，他们马上又可以拿到博士。

刘广起：陈博士，你在美国生活了八年，你的观念可能是两种价值体系的融合，是两种文化观念撞击后的产物。

陈永川：这一点我有感受，我知道中国人怎么想，也知道美国人怎么想，能够感知两种文化的反差。

刘广起：下面我很想跟你谈谈有关命运的话题。“命运”全方位地盘踞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在圣贤留下的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无不关注命运，现今那些刚刚步入社会的青年人，也为命运的迷茫弄得夜不安眠，因此很想听听你的看法。

陈永川： 人信命不外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他曲折坎坷的时候，他信命；另一个是他成功的时候，怀着感激的心情，感谢上帝，感谢前世的修行。不管哪一种出发点，都应该把对命运的看法变成一种积极的动力。

人还是需要对命运做抗争。我不完全信命的。美国有些很著名的科学家，他们也都信命，但我感到这是他们基于对社会人生很深的理解，具有很宽广的胸怀，是一种崇高的境界，他们信仰上帝似乎就是信仰某种道义。

刘广起：这是对命运的一种主观评判，是一种道义寄托，而不是对客观存在的认知。

陈永川： 对“客观”，我感觉没有办法讨论。我在奥本海默研究所，身边的一些美国同事非常相信上帝的存在，而且宣称他还可以跟上帝对话。当然，也有些美国人只相信上帝的存在，而认为“可以与上帝对话”是骗人的。对此，我搞不清楚，也不想搞清楚。我只希望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得重一些。

刘广起：中国人虽然把命运看得很重很神秘，但很少落实，美国人似乎落实到了上帝头上。

陈永川：我觉得只要一个人有一个美好的信仰，崇高的信仰，不管上帝存不存在，关系都不大。我看到美国一些人经常到教堂去，但并不真的信仰，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我不太愿意与这种人交往。

中国人善于思考，美国人却显得很浅薄。

刘广起：这是不是体现着某种人格分裂。

陈永川：美国人一方面以为没有宗教社会就乱套了，一方面又常常违背上帝的意志。

刘广起：“上帝”也象其它许多命题是不需要论证的，只需要简单的接受，简单的对待。

我读过一本书《上帝与新物理学》，是英国保罗.戴维斯的著作。作者指出：为了在我们现今的社会中建立秩序，人们对科学及理性思维的重要性备加称道，但在个人层面上，大多数人仍然觉得宗教教育要比科学论点来得更有说服力。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尽管外表上很科学化，但骨子里任是属于宗教的，人们转向这些非理性的崇拜，并不是为了求得心智上的启蒙，而是为了在一个艰难而无常的世界中获得精神上的安慰。

陈永川：英国作家的见解到挺适合解读美国公众的心态的

刘广起：美国人好说“运气”。

陈永川：对，“祝你好运”。

刘广起：不过，我以为“运气”和“命运”本不是一个概念。“命运”之“命”，是生命体的“基因”、“本常”或“注定”。“运”则是被注定了的生命体在宇宙社会的遭遇。而“运气”似乎并没有如此的“重负”特征。谈说者面对他的时候，还是可以潇潇洒洒的。

陈永川：二者既不同，又相通，有某种质的一致性。但两个国度的人却有着截然相反的心态。正如你所分析的，中国人命运的重负感很强。结果容易导致悲观论。美国人的运气观却显得很松，有“还有下一把”的潜意识存在，不把运气状况看成是一生的走向，从而减轻了心理负担。

人也不可能万事如意，万事如意是造不出人才的。从这个角度看，失去一些运气，也不完全是坏事。

刘广起：还是请你谈谈自己的真实的命运感受吧。

陈永川： 我的成功，我觉得也有偶然因素在里面，就是所谓的运气吧。这主要是我遇到了陈省身，在一个就是在美国遇到一个很好的导师----世界著名数学大师、美国科学院院士----诺塔教授。两个伟大人物指导我帮助我，不成功才怪呢。陈省身曾对我讲过，你现在万事具备只需一个好运气。运气也不是什么神秘的力量，就是各种因素的偶然综合。我相信运气。

刘广起：在你的事业进取过程中，你对个人奋斗有何感受？

陈永川：我在美国八年最深得体会：一是个人奋斗，二是寄人篱下。美国的教育体系有个很好的方面，就是对人才给予肯定和高度评价，但当你得到肯定之后，是否重视你就是另一回事了。在美国有一种说法叫“玻璃天花板”，你虽然看得到什么东西，但就是跳不上去，就是因为有这天花板在限制你。对我个人来讲，我在美国已经到顶上，他们的体制限制了你的发展。我在美国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可以发表论文，但他们决不可能让你组织一个科研队伍，很难有自己的事业，所以我决计回国奋斗，立身祖国。

刘广起：我感到你有一种信仰。就是相信“因果律”，这是我从胡适的《人身大策略》中得到的，胡适称之为“科学的人身观”。换句话说，就是你相信个人奋斗能给你带来应有的回报。

陈永川：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成就是一点一滴的积累，回报却可能稍滞于后，俗一点说，象银行储蓄——零存整取。

我认为当今的知识精英应该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赚万贯钱。这“赚万贯钱”体现了个人与社会的双重良心。

刘广起：谈到个人奋斗，势必引发出一个反题，面对不可抗拒的力量，只得做无可奈何的认输。

陈永川：认输不等于绝望，我在美国既是个很好的赢家，也是个很好的输家，这是美国朋友给我的评价。该认输就认输。

至于谈到“不可抗拒的力量”，我没有这种心理感受。不过我想，你没有必要与不可抗的力量对抗，你只需做好你的事情，你只取得你应得的回报。比如，社会的不公平，你想一下，把社会上的事情都扯平，这就是与不可抗的力量对抗，失败是必然的。

譬如我自己，1984年毕业于四川大学计算机系，1987年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数学博士，在我的同学中，多数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天才或神童，竞争是不可名状的激烈。在学期间我就在美国最高级别的刊物“美国科学院通讯”上发表题为《树的计数》的研究论文，诺塔教授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此文统一了许多已知的结论，并使一些难题迎刃而解，这一算法已引起广泛重视，被认为是一次权威性的工作。”结果，一毕业我即被聘为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奥本海默研究员。奥本海默是美国原子弹之父，为了纪念他而设立了这一荣誉职位。我被授予“在科学研究中具有杰出领导作用的”青年科学家的荣耀。在我被选中以后，有位美国的申请者不服，认为美国把这样好的机会给了外国人，违背了美国利益。美国参议院为此特别派了调查小组来了解这件事，对我的材料进行了仔细的审查，得出的结论是：“评审委员会的选择完全是基于择优录取。”我再次得到了肯定，由此又享受到了其他同事没有的一些特权。

我的例证，是不是可以证明这样几个道理：你无法抗拒竞争本身；你完全有可能成为竞争中的赢家；你也无法抗拒竞争本身；你也全有可能是个输家。麻省理工学院历届毕业生，包括本届我的同学们，只有我一个人入选奥本海默研究员，那么其他人怎么想，怎样去面对。我也一样，在另外一些事情上我输了，我就认输，但对赢家我表示由衷的肯定。